盘和林企业是应对贸易战最一线“士兵”,须让我国企业轻装前行贸易战企业中美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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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5-01

  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(微信公众号kopleader)专栏作家盘和林  近日,中美贸易摩擦本来趋于缓和,但美方这两天再次接连“搞事”。   当地时间4月16日,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电信零部件产品,期限为7年。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17日宣布,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(即“双反”调查)。 当天,美商务部还初裁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行为。

  我国商务部17日发布2018年第38号公告,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,裁定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倾销,国内高粱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,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,并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。

 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在回答中美经贸摩擦有关问题时表示,如果美方任性妄为,继续逆潮流而动,中方必将严阵以待,毅然亮剑,打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保卫战。

  从国际贸易摩擦来看,无一不是以相应的贸易反制对待,从来没有哪一方是靠示弱来解决的,通常在经过相互对等的贸易反制后,才能真正走到谈判桌上。 因而,既然贸易摩擦不可避免,中方采取坚决反制措施,进行对等回击,不仅是情理之中,更是不得已的选择。

  最新消息称,特朗普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!美国同意就301征税措施与中国进行WTODSB项下磋商,这符合国际贸易摩擦的一般结果,即在相互贸易反制后往往通过谈判解决。

但我们切不可因此低估中美摩擦的艰巨性、长期性。   就短期来看,中国对美国产品“同等力度、同等规模”采取对等措施,而不单只数量上或金额上的考量,必须要针对特朗普政府的“痛点”,具体了说就是必须针对特朗普政府的“票仓”,因为这才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辑起点,即迎合美国选民。   例如我国商务部初裁美国高粱虽然不是贸易摩擦一部分,而是我国高粱受到实质性损害,但类似高粱、大豆、牛肉、汽车等商品,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“竞选贡献模式”重要来源,必须予以有力的阻击。   国际贸易“竞选贡献模式”是指政客如特朗普,在竞选时为了争取不同利益集团的捐献、选民投票,而采取的政策偏好,直接影响其上台后的贸易政策。

虽然总的来说,贸易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利益,但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各种利益集团政治角逐的结果,政府的目标也并非总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。

也就是说,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某种程度上,是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及其选民的“保护主义”抬头使然。

  因此,中方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还要注重策略,必须坚决、彻底地针对支持特朗普政府的选民,予以痛击,而不是全面还击,正所谓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”。 期待类似高粱反倾销的案例要在中国的政策库中备足一些,一旦选定就必须坚决、彻底的打痛特朗普背后的选民,才能正在矫正当前中美贸易中被少数选民(集体行动理论认为,少数利益集团的集体行为比公众更有效。

)扭曲了的“美国利益”。   贸易战从短期策略来看,无疑是短兵相接的较量,但从长期策略来看,还是需要借助深化改革的东风,优化我国国际贸易的内部环境,简单地说,就是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。 这个也分成两个方面,政府立足于鼓励科技创新,从根本上优化国际贸易结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。   但这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,而最直接就是降低企业综合负担,实际上我国企业负担远远高于美国企业。 美国特朗普政府指责我国某些产业存在补贴,很多虽然是欲加之罪,但我们也要优化某些补贴政策,例如在把补贴移到创新环节上,不仅让特朗普少了借口,也能更加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,低效率的扶持政策有时候适得其反。 这恐怕也是当务之急。   特朗普政府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税收,其实,我国企业税负偏高、包括金融市场融资成本高、甚至工业用电等能源价格上也比美国高,在这个意义上来说,我国企业即便存在一定的扶持政策,与美国企业相比,实际上也是处于某种不公平竞争。 因此,我国针对企业负担切实来一次大清理、大优化,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企业负担。

  比如说当前国务院正在大力降低企业在税费(包括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)及制度性交易成本,取得了很大成效,但还有很大空间。 改革我国金融体系,降低企业金融成本,尤其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,彻底改变“企业沦为银行打工仔”的金融扭曲现状。 通过价格改革等,降低我国企业用电等成本,目前我国工业用电远比居民用电高,还有电价以外很多非市场价格要企业承受,而美国、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工业电价竟然比我国还低。   应该说,我国企业负担还存在扭曲的一面,例如税负比例尽快与欧美接轨,实现企业所得税与消费税等税负结构优化,否则,我国将在以后的贸易战中处于不利地位。

  窃以为,现代经济的强弱很大程度体现在一国的企业竞争力之上,企业强则中国强,企业作为最一线应对贸易战的“士兵”,我们必须让我国企业轻装前行。

(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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